内容概要

对赌协议失败后的权利主张问题，本质上是投融资双方在风险分配失衡后的利益再平衡过程。作为企业并购与投融资领域的核心场景，该议题既需要穿透《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违约责任条款的执行边界，又需考量《公司法》中资本维持原则对股东权益的刚性约束。实务中，主张新业绩承诺救济的可行性，往往取决于协议效力审查、原条款履行障碍程度以及司法裁判对商事效率与债权人保护的价值取舍。本文通过解构司法判例中替代性救济方案的设计逻辑，系统梳理权利主张路径与风险控制节点，为市场主体在重组谈判中实现法律合规与商业诉求的动态平衡提供结构化分析框架。

对赌协议效力认定要点

对赌协议效力的司法认定需以《民法典》合同编及《公司法》相关规定为基础框架。首先需审查合同主体是否适格，特别是涉及公司作为义务主体时，需结合资本维持原则判断补偿条款是否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根据《九民纪要》确立的审查路径，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对赌协议原则上有效，但与目标公司对赌时，需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抽逃出资或不当转移资产等情形。其次，协议内容的公平性与可履行性将直接影响效力认定，若业绩承诺存在明显脱离商业逻辑的过高估值，可能被认定为显失公平。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协议整体有效，涉及股权回购或现金补偿的具体条款仍可能因违反债权人优先保护规则而被认定无效。

业绩承诺救济法律依据解析

在对赌协议失败后的权利救济体系中，主张新业绩承诺的法律依据需结合契约效力与法定责任双重维度进行考察。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责任，但该条款的适用需以违约责任条款的明确约定为前提。实践中，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终435号判决中指出，主张替代性业绩承诺需证明原承诺履行不能且新承诺具有可执行性。同时，《公司法》第35条关于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可能对现金补偿类救济形成约束，需通过股权调整等替代性救济方案实现利益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裁判中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的选择，往往结合商事效率原则进行价值判断，形成对债权人保护与公司资本稳定的动态制衡。

资本维持原则适用限制分析

在主张业绩承诺救济时，资本维持原则的适用边界直接影响权利实现的可能性。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资本不得随意减损，若新业绩承诺涉及公司资产不当流出（如现金补偿或股份回购），可能因违反资本维持原则而被认定无效。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从债权人利益保护角度审查补偿行为的正当性，例如在（2019）最高法民终355号判决中，法院明确“目标公司为股东对赌提供担保需以不损害公司偿债能力为前提”。此外，若原协议已触发违约责任条款但履行将导致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债权人或可通过异议程序阻断救济措施。这一限制要求投资方在主张权利时，需同步评估目标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现金流稳定性，避免突破法定资本制度红线。

违约责任条款执行实务路径

在对赌协议失败的背景下，执行违约责任条款需以《民法典》第577条为基础，重点考察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及可预见性。实务中，守约方主张权利时需明确约定条款的触发条件、计算方式及履行期限，避免因条款模糊导致司法裁量空间扩大。例如，对于资本维持原则的适用限制，需在协议中预先设置与公司资产状况相匹配的赔偿机制，防止触发《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的禁止性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常因实际损失举证困难而调整违约金比例，此时可结合《民法典》第584条“可预见性规则”，通过第三方审计或行业数据佐证损失范围。此外，在协商替代性救济方案时，需同步评估违约责任条款与新股认购、股权回购等安排的兼容性，以降低后续执行障碍风险。

替代性救济方案设计策略

在对赌协议失败且原业绩承诺无法继续履行的场景下，设计替代性救济方案需兼顾法律合规性与商业可行性。实务中，可优先探索现金补偿与股权调整的组合模式，例如将未达标业绩折算为补偿金分期支付，或通过定向增发调整股权比例以平衡各方权益。若涉及资本维持原则限制，可引入资产置换或债权转股权等结构性工具，避免直接抽逃出资风险。此外，设置第三方担保机制或分期履行条款，能够为承诺方提供缓冲空间，同时保障守约方权益。需特别关注司法实践中对强制履行的审慎态度，在设计方案时嵌入灵活性条款（如触发条件、调整机制），确保救济路径与《民法典》第580条关于“履行不能”的规定相适配，降低后续执行争议风险。

司法判例中强制履行边界

在对赌协议失败引发的争议中，法院对强制履行的审查标准呈现动态平衡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裁判机构倾向于优先审查资本维持原则的适用性，若业绩补偿或股权回购将导致公司资产不当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通常不支持直接履行原承诺。例如，江苏高院在（2020）苏民终号案中明确，当目标公司未完成净利润指标时，投资者主张现金补偿需以公司具备可分配利润为前提，否则可能因违反《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被认定无效。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判例在否定金钱补偿路径的同时，允许通过替代性救济方案调整履行方式，如延长业绩考核期或变更股权对价支付条件，体现出司法实践对商事交易灵活性的尊重。此外，对于未涉及目标公司主体的股东间对赌，法院则更关注违约责任条款**的约定效力，若条款设计未突破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可能支持继续履行请求。

重组谈判风险防范关键要素

在对赌协议失败后的重组谈判中，构建系统性风险防控框架需从动态评估机制与替代性救济方案双向切入。首先，谈判方应建立业绩承诺履行能力动态评估模型，结合企业现金流、资产可变现性及行业周期波动，量化对方后续承诺的可执行性。其次，需在协议文本中预设违约责任条款触发阈值，明确违约情形下的赔偿计算方式与救济路径选择权，避免争议发生时陷入条款解释僵局。同时，应关注资本维持原则对现金补偿或股权回购的限制，优先通过增资扩股、资产置换等非现金方式实现利益平衡。此外，需在谈判中预留司法裁量空间，通过设定阶梯式履约标准或附条件豁免条款，降低法院以“显失公平”为由否定协议效力的风险。

法律与商业利益平衡之道

在对赌协议争议解决中，法律规则的刚性约束与商业合作的弹性需求往往形成张力。一方面，资本维持原则通过限制公司资产流出，保障债权人利益，客观上制约了业绩承诺的直接强制执行；另一方面，违约责任条款虽赋予守约方追偿权利，但过度强调金钱赔偿可能破坏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实践中，司法机关倾向于通过动态利益衡量，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替代性救济方案，例如调整股权回购节奏、设置分期补偿机制或引入第三方担保。这种平衡机制既需恪守《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出资不得抽逃的底线，又需在《民法典》第577条违约责任框架下，通过协议补充约定实现商业诉求的创造性转化。